长安往日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
2007年12月22日 星期六
在机舱的尾座，我读着空姐赠阅的《环球时报》。这份八开大小、16版的报纸，是中国人最广泛阅读的报纸之一，它的发行量超过100万，或许只有《参考消息》的影响力堪与匹敌。
《参考消息》代表着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渴望，据说是毛泽东开创了这一传统。他想知道那个冷战年代，西方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怎么样看待中国，他担心宣传部门扭曲了原意，就要求他们全文翻译刊登。信息即权力，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份报纸必须在一定官阶之上的人才能订阅。我不清楚它何时开始出现在报摊上叫卖，在1990年之后，追逐商业利益席卷了整个中国，这份报纸的主办者发现，被政治权力垄断的信息也可以兑换成现金。有趣的是，在一个互联网、电视与五花八门报纸杂志纷纷涌现的年代，人们对于《参考消息》需求并未减弱，在泛滥的信息中，读者们更渴望清晰与客观的声音，尽管它的提供者主要来自于英语世界的主要媒体。
你可以说这些英语世界的媒体充满了偏见，有时对于中国问题尤其如此。但如果你翻开《环球时报》，你会发现这份代表着中国人对世界态度的报纸，可能也是偏见的展示厅。
我手中的这期《环球时报》出版于2007年12月20日。它的头条新闻是《美核实验室被黑 赖上中国》，导读是“声称绝密网络遭到袭击 恶意夸大中国黑客能力”，这则新闻是由该报驻美国、加拿大、德国的特约记者所撰写，但通篇是对《纽约时报》、《时代》报道的转述，似乎他们在当地的采访就是阅读报纸，当他们的摘译完成后，北京的编辑们再给它加上一个市民化的题目，“被黑”、“赖上”这样的词语像是出自市井之口，而不是严肃的报人。
头版的右下角是本期导读，它们分别是：欧非峰会总提到中国；日外务省急扩“中国科”；台编造“防空识别区”吓百姓；陈水扁强迫两蒋陵搬家。
在我对这份报纸有限的阅读经验里，它在已出版的1500多期里，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台湾问题，总是占据着最显赫的位置。报道的腔调是一贯的，美国与日本对中国总是用心险恶，台湾则是它们经常利用的工具……记者们的语气总是酸楚且义愤填膺。
自1990年代之后，廉价的民族主义不仅是填补意识形态价值真空的手段，也是刺激销售额的有利工具。这份报纸是富有标本意义的。当它试图进入市场时，它迅速拥抱了煽情主义与市民心态。
除去没完没了的美、日、台问题，剩下的版面留给了国际问题的摘译，其中有一版是娱乐事件，一版则是《读者文摘》式小品文，国际论坛版则是这份报纸的主张与言论，其中一个常设栏目是“做自信的中国人”。这一篇的名字叫《超越西方视角 才能有自信》，它像是一篇高中生的议论文，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都是你熟知的陈词滥调。弥漫在文字间的是内在焦虑，与西方媒体上充斥的“中国崛起”论调不同，普通中国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缺乏基本的把握，感觉自己仍生活在西方话语制造的浓烈阴影中。
阅读《环球时报》的经历是沮丧的，这种感觉从它的报眼就开始了。“环球时报”四个字印在红色块上，并有Global Times的英文翻译，在报名的色块旁则是黄色的丑陋广告——“骨质增生 专用药膏”。
不管是中国人依靠这份报纸来了解世界，还是一个外来观察者通过它来了解中国人的世界观，其伤害都是惊人的。如果把它认作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国际事务报纸，那显然，中国人对于崛起的中国给世界所带来的后果，即使不是浑然不觉，所知的大部份也是错误的，那种受伤者的心态和阴谋论的倾向，经由这些报道，不是减弱而是增强了。
这份报纸我断断续续的读着，两杯茶，睡了一觉之后，咸阳机场到了。除去历史书上的秦始皇那久远短暂的年代，这座城市从未进入我的视野。据说它在过去二十年中成为了一座专门生产保健品的地方，满街都是各式保养品的广告，其中最知名的一家人是来辉武神功元气袋，在80年代末与90年代初时，很多中国人的腰部都戴着它，医治日渐脆弱的脾胃。
古老的都城咸阳变成了西安的卫星城。宽阔的机场高速公路穿越了这古老的关中之地，它是中国文明发源地之一，平原上经常有一座座的土堆。“它们是周朝人留下的坟墓”，开车的朋友会说，“他们的坟就是这样的”。她迷恋历史，是个不折不扣的唐朝迷。西安夸耀自己是12朝、或是13朝古都，其中秦与唐是他们最喜欢提及的，它们是中国历史的顶峰。事实也的确如此，比起上海的无根基和快节奏，西安的节奏缓慢、容易向后看。在酒店的走廊里，在商场的门口，在新开张的沃尔玛超市前，我都看到了秦俑的仿制品，一座试图复原唐代歌舞生活的大唐芙蓉园，是如今西安人宴请客人的最时髦场所，人们品唐朝菜，看那些丰满美人的歌舞，心里更期待自己是“长安人”。就像我的那位朋友所说，那时我们坐在市中心的King Coffee，她说这是在永宁门内，从前只有王公贵胄才能在此消遣。
每当我们想夸耀全球化给此刻中国带来的文化融合时，经常忘记了一些时代人们早已如此。去读读那本《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吧，唐朝前叶的中国人多么自信的体验一切外来品，与外来者融成一片。唐代的强盛也一定给后人留下难以改变的印记。
强大的中国没有直接的对手，她的周围要么就是那些弱小的国家，朝鲜、日本、越南、缅甸，它们深受中华文明的影响；西北方的游牧民族难以征服、朝秦暮楚，但是他们的文化却显著的低于中国；那足以对中国构成挑战性的古罗马，或是阿拉伯帝国，遥远得构不成威胁与竞争。
但每当我试图这样理解中国的天朝心态时，一个结却始终难以解开。谈起中国的历史，我们经常忽略她的变化，总是一厢情愿将她视作从来如此。于是，中国变成了一个二千年专制的帝国，儒家思想一直牢固的统治着人们的内心，天朝的观念从来颠扑不破……但事实上，今日的中国版图是经历过多少代人的征战、谈判、同化、通婚所致。
一直到唐代，中国的政治与经济中心仍集中在北方，中国文明的演进就像是一群生活在黄河上游的人们不断向外拓展的过程。但此后，中国的中心南移，盛产稻米的长江下游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果你有在中国旅行的经验，就会知道陕西话、四川话、福建话、广东话、云南话有着多么显著的分别，这些省份很容易像欧洲各国一样变成独立王国，但是它们却被奇迹般的统一在一起，并对自己的中国人的身份确信无疑。这种不断扩展与融合的内在动力，必定澎湃和绵延不绝吧。所以，每当人们指责长城象征了中国的封闭特性时，我就会想到，我们也遗忘了中国的开放性了吧。
但是，如何将《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的古代中国，与《环球时报》的此刻中国联系在一起？自19世纪起，长期习惯了自身强大和独特性的中国，脚步慌乱地将自己置于一个新兴的民族国家的行列……
我们经常夸耀中国历史的长度，或许我们也要承担这漫长传统所带来的巨大惯性。林语堂在1930年代感慨说，中国疆域太大了，以至于丢失了东北三省，四川人仍在有条不紊的生活。同样的，在这么长的历史中，两三百年似乎算不上什么，在隋朝再度统一中国前，这个国家至少经受了三百年的失序。
这个国家似乎有太多的耐心，在这海洋般的耐心中，一代代人来，一代代人去，所有的灿烂归于平淡，而那些令人焦虑难安的困境也都将被忘却。而付出的代价，则是一代代被淹没的冲动与热忱。
你看，当车行驶在西安的太白路上，我看到夕阳下的朱雀门时，我在上海郁积的急躁，阅读《环球时报》时对这个国家的焦虑感，又消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