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先生的文字。看后感触颇深。和各位朋友分享
我的老乡到北京来打工，他的父母孤零零地在农村过日子。他常常会跟我提起他的父母，老了，做不动了，日子过得单调没意思。前两年有孙子要照顾，每天还有点儿事做，现在孙儿也长大了，读书了，他们就完全没什么寄托了。我的老乡用了“寄托”、“归宿”等字眼，让我很是惊奇。他父母见到他时，除了让他在外面讨生活不要做坏，不要贪心外，已经没有别的话可以规劝，而且他们也知道，自己已经决定不了孩子的生活，他们在现代生活面前不仅不平等，而且尊卑自信等心态完全颠倒过来了。但我也因此知道，在这些最卑微的底层民众身上，有着正义的种子。不要贪心，不要做坏，这是一种人生态度，更是一种信仰情怀。
我的老乡没有能力把父母接到北京来，他在北京也只是一过客，忙着做生意，没有精力照顾父母。有一天，他来找我，问我，让父母跟当地一些信教的人一起行不行，管他信仰的神有没得，一大群人在一起活动，毕竟有一个寄托。这让我大为感动，我坚定了他的决心，我不是基督徒，但我肯定地说，信神可以让他们和他们的晚年生活得救。由此我又知道，被现代化浪潮，被市场、法治、成本所忽视的信仰确实是一个问题。
在我的老乡身上，我还看到孝的种子。只是这种孝的表现在当代缺少有效的形式。他想过把父母接到北京来，其实接来又如何？有很多人就把父母接到自己身边住一段时间看做他们行孝尽孝，我知道成千上万的父母来到北京上海，跟他们的儿子媳妇住在一起，这已经是大都市的一道“风景”，无数的居民小区里都可以看见他们，他们*着天南海北的口音，谨小慎微地说话，走路。这道风景远非“靓丽”，因为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是一个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年轻人有自己的生活，他们也不容易，他们要过好都市生活，得打拚，得有相当长时间的紧张心态；他们无法从容地面对父母，无法耐心地跟父母一起过。流行歌曲也唱道，找点儿时间，找点儿空闲。可见他们的生活被都市异化得不像样子。而他们从内地从乡下来的父母，除了孩子的家，一切都是陌生的、异己的，热闹的都市不是他们的。
我还知道，在农村，由于大部分年轻人外出打工，农村已不再是一个生活的社区，没有了宗族、政权、文化的规范，没有了社区(哪怕是传统的熟人社会)的公共舆论，孝的意识已经相当淡漠。年老的父母在孩子们眼中已经成为包袱、拖累。大部分人认为跟父母的关系可有可无，当父母成为生活的负担，成为自己不愿支付的成本时，他们宁愿斩断这种关系。在他们的眼里，孝义只是一种脆弱的关系，远非人生的重要内容。
由此可知，熟人社会的忠孝观念已经成为过去，只是其中内涵的中国文明的信仰情怀在当代缺乏有力有效的表现，那就是人生存在的正义和信念问题。这种正义和信仰本来应该成为现代生活或一个陌生人社会里最强大的支柱。其展开的同情原则和反哺原则本来应该成为中国人人生的最重要的内容。
在移民时代，我们中国人正在经历的时代，自处不易，相处更难。两代人三代人如何共处？我了解的和平共处情形大多是短暂的，最终父母要回家，回到内地乡下。他们看到了孩子的活法儿，摇摇头，或心里放宽了，回家过他们自己的生活。这是我们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必然现象，它是片面的，但它可以得到矫正。在这其中，亲人关系是容易解决的，最难的是正义扩大到整个社会。如何在都市生活里表达我们的同情原则，如何在陌生人面前表达我们的反哺原则，如佛子所说的无缘大慈，异体同悲？恐怕就需要我们的媒体和知识阶层在为现代化的物质进程推波助澜外，能够为正义信仰留下余地。
有些读者对我谈社会正义表示惊讶，他们说自己很少想过，印象中的媒体和智识分子们也多在谈论程序、法治、成本等关键词；他们承认，真理正义一类的问题确实是我们社会最为稀缺的“资源”，最重要却也最为人所忽视。事实却如上说，社会正义及其背后的人生信仰问题并非为人所忽视了。与其说它被人忽视，不如说它被媒体等我们的表达空间所忽视，广大的民众一直明辨是非，知识善恶，有所信仰，“民日用而不知”，只是有能力知道的知识者、媒体很少表达。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孔子曾有如此遗憾。他遗憾的正是父母兄弟朋友之间的关系，他把这种关系看做是实实在在的社会内容，蕴涵着社会正义的信仰。当现代化潮流如此偏执地挤入“七上八下”一类的增长点时，当我们沉浸在都市生活的欢乐中时，我们是否也会闪过一丝飘忽不安，是否也会有人生遗憾？
